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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玉梅
  发布时间:2013年3月18日  来源:  作者:admin  阅读人次:6707

我所经历的一些往事

----------------------贵州省农科院子校教师  兰玉梅

我回国前在印尼雅加达新华小学(校长杨新容是中共地下党员、支委、经常被捕),在巴中念初中(校长司徒赞是抗日爱国进步人士,从集中营出来,也常受到当政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我由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从小学五年级(13岁)时,曾参加近二年中共地下党秘密组织领导的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和国内外形势,到中学时曾参加游行,要求印尼政府释放被捕的几个中共地下党员,例:杨新容、林水存等,参加过募捐活动支援祖国的解放战争,并参加过散发进步传单。所以自己的思想比较进步。1952年十七岁初中毕业后回国在北京念高中,大学,一直是班委(文娱委员)。

   

59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黑龙江密山县八一农垦大学任教,60年底照顾夫妻关系调到北大荒852农场中学任教,他一直搞技术工作。80年文革结束后,我们调到湖南省农科院,我在院子校任教。86年调到贵州省农科院,还是在子校任教。

在北大荒艰苦环境下工作二十二年,我和所有的归侨一样都沐浴在党侨务政策阳光下,经受住各种考验,得到了当地党政领导和群众的好评和高度的信任:从1961年开始,连续几年几届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常委,是政协委员,并几次列席黑龙江省政协会议。我负责三个农场的侨务工作,受县统战部领导,每次开会回来,总要对二十多个归侨、侨眷做些有关侨务政策的宣传工作和向单位领导反映他们的一些合理要求。文革后1977年,我被选为黑龙江省五届人大代表,在农场志中我被作为名人记载在册。

回想文革中,我为了维护归侨、侨眷的正当权益,我被当做华侨“当权派”被揪,天天批斗这个“卖国华侨”,几乎每天用脚穿的棉大头娃踢腰,早出晚归在山上劳动,他也被揪了,只有8元工资。我算照顾全发54元工资,要供四个人的生活,大儿子才七岁,陪斗过;小儿子才五个月,寄故人家家中,经济上十分拮据,靠大哥及朋友资助。在被“专政”的日子里,我没有掉过泪,始终坚信党会拨乱反正,一切都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所以我能承受巨大的压力,保持乐观,用宽容的心态对待他人(包括整我的人),要求自己还要继续为祖国、为人民多做奉献,并帮助和我一样被揪的人们,要活下去,珍惜生命。说实在的那期间我也曾差一点神经崩溃,腰被踢成严重变形腰椎有三节向左弯曲4公分,走路时疼(诊断过),因此在文革结束时,组织上曾经几次要给我办工伤,被我谢绝了。在我们离开北大荒时,一些“造反派”也先后向我(们)赔礼道歉,农场党委为我们做了较好的鉴定入档,专设宴欢送,并派车送行。

1980年我调到湖南农科院任教时,却在教育学生的方法问题上,和院、校部分领导产生了一些矛盾(分歧),对犯有较严重错误的学生,我坚持以教育为主,反对校方开除学生的决定,因而给我戴上了“包庇坏学生”的帽子,甚至要把我调离教师岗位,我认为有关领导处理不当,于是向湖南省侨办申诉,得到有关领导的支持,通过他们向省委有关领导反映、报告,最后解决此事,维护了归侨的正当权益。事隔几年后,也证明了我对犯错误学生的教育是有效的,面临开除的那几位学生,十年后我从贵阳回湖南省农科院时,又见到了他们,他们都工作的很好,有的入党了,有考上大学,有的成骨干,如:经理。前三个月(今年)我收到长途:一个来湖南农科院告知不仅入党还评上了中级职称;另一个长途来自日本,她已成为日本专家的翻译。

1986年我调到贵州省农科院子校任教,87年赶上评职称,我申报中学高级教师时,院评审委员会根据我的学历,教学工作取得的成果,及来自北大荒(黑龙江),湖南省农科院的有关材料,及贵州师大几位教授对我申报材料的鉴定意见,认为我符合条件就向省申报。但省评委会没批,也没有投档(先放一放)。为此我向省侨办潘友钧主任反映了此事,我说自己只要求一视同仁,平等竞争,经组织(包括农科院评审委员会)出面协调,终于得到圆满解决:首批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总之我归国五十七年就感受到五十七年党的侨务政策温暖的阳光!     2009.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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